朝会时刑部侍郎和监法御史唇枪舌战，互不相让。朝臣或倾向刑部，或倾向御史台，争论声中渐成两派。
赞成死罪的一派说按刑统律则应处绞，支持流刑的一派便举出真宗朝仁宗朝对赃死罪的宽贷敕文，说死罪可免。
坚持死罪的一派又说贪风不可长，理应重罪以诫；流刑派便说历代先皇治政均大度宽容，朝廷对官员论罪不宜严苛云云……
两派的官员都有道理，争得怒眉瞪目，手中笏板几乎指到对方鼻子上。大殿上吵得喧如菜市，赵构不由拢眉，目光扫向殿首。
两府宰相分立殿首。左首的政事堂宰相丁起端谨而立，目正眼不斜，似乎毫无表态之意。立于右首的枢相卫希颜一副神思飘渺，仿佛早悠游到了天外。户部礼部两位侍郎对视一眼，心头嘿然一声，拢袖观望。
宰相不说话，皇帝赵构也端坐御座上如泥塑菩萨，没有表情。于是朝会吵得热闹，却没有结果。赵构摆了摆袖子，退朝。
大凡上了朝殿议的事，多半没个严实的。未到晚时，便有风声传出到朝下。其后不出两日，这朝堂上关于贪官定刑的争论就在京城沸沸扬扬传开了。
舆论潮起，喧嚣腾腾。老百姓可不管先皇的什么“宽典治赃”，总之贪官就该死，贪了共济粮的贪官更该死！坊间但闻杀声一片，报上也连出评论，抨击朝廷所谓的“矜悯宽宥”，是对贪官的仁，而对庶民的不仁，宽赃就是纵贪，宥贪就是害民……《西湖时报》的特约评事员陈东的笔锋更是尖锐，直接斥道：“今言宽赃者，当如国蠹民贼论处！”
京城民间舆论如潮，朝廷也感受到了压力。在舆论一面倒的情形下，宰相丁起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重罪肃贪，于是朝中风向偏倒，徽州贪案的官员罪刑很快落定。徽州知州、通判、幕职曹官、知县、县丞、县尉等主犯重犯均被处以死罪，其余从犯则分处流刑、役刑不等。
朝廷诏告一出，大快人心。
徽州赈案是南廷第一桩贪赃案，此案的论刑处置无疑为建炎朝对贪赃官员的论罪定下了基调。
大宋刑统和唐律相比，治赃偏宽，且从宋真宗始，皇帝又多发矜贷诏令，矜悯宽恕犯了死罪的贪官污吏，甚至在“贿赂公行，嗟怨之声闻于道路”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对贪官降职或流配，惩贪偏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并日益超过宋刑统的法律条令，死罪形同虚设，以致大宋官场的贪赃之风更盛。
建炎朝廷最终对徽州贪墨案的犯官处以死罪，无疑是重新捍卫了宋刑统的威严。自此，赵宋历朝来对贪官污吏的宽贷诏令由此而终止，死罪的绞索和刑刀重新悬在了贪官的头顶上！
京城百姓对这番论罪背后的重大意义无从知晓，但得见贪官终于得判死刑，正义得到申张，自是大快人心，松了口气。然而，报纸上对此的评论抨击却没有消停，仿佛在说：这事还没完。
譬如有文评论，从徽州一案可见地方吏治腐败，嗤之道：“想来天上乌鸦不独一只，这地上贪官又岂只徽州一处？”
又有评论道：“天灾无情，官祸更凶，徽州既清，四海可澄焉？”
这四海指哪里？地方京城都在朝廷四海王土之内。
这或讽或喻或嘲的评论让朝中若干大臣心生悚然。均想，这《西湖时报》言论愈发放肆，今日能讥讽地方贪赃不法，明日就能臧否朝中官员是非。遂有大臣不安，也有官员不满民间报纸妄议吏治，私下一议，便纷纷上书皇帝，要求禁止报纸非议朝政。这其中，又以刑部侍郎范宗尹尤为坚决，当日《西湖时报》那句“宽赃者当如国蠹民贼”，让他暗恨在心，遂联合对报纸早就不满的兵部尚书周望和太常寺卿季陵借机发难，想要彻底封了这西湖报社。
朝中清流对此却执相反态度。虽说这《西湖时报》的评论偶有狂言不惮，但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民议宜采取当疏不当堵之策。
赵构也知这报纸禁不得，否则便起轩然大.波，于他仁德天子的声名也有损，但范宗尹等人的奏请不便明面驳回。恰好，清流官员的异议让他得以顺水推舟，将禁报的奏疏一并转了给礼部，批谕道：酌情斟酌。
显然，这已有治下心机的皇帝行了两面讨好之事，既不得罪清流，又不拂了周望范宗尹季陵的面子，得罪人的事自然是宋藻这位能臣来做。
皇帝批谕一下，礼部便没了安宁。宋之意拍拍袖子，一句有司负责将这球踢给了文教司，自个悠悠哉避了去。
礼部文教司，职掌书局报坊。文教司的郎中接了这个得罪人的活计倒是不躁不慌，打从报纸这物事风行京城起他就面临着叽喳不绝的诘责之音，早修得如磨盘般八风不动。
周望来时，他毕恭毕敬一礼，又面朝大内拱手一揖，“我朝宽仁，不以言事治罪。尚书大人，今日我等若封了报纸，只怕明日朝野便起非议。”
他又对范宗尹诉苦，“诶！好叫侍郎大人得知，这事办起来有难处。那报上又没有指名道姓，说诽谤官员难以入罪呀。……呃，下官愚钝，正要请教范侍郎，这封报之罪可入哪条？”
太常寺卿季陵是个眼儿横的，怒气汹汹而至，根本不理礼部郎中说啥，劈头就是训斥。文教司郎中便也甩了脸子放硬话，“大人欲陷官家不仁乎？”季陵悖然摔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