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希颜蹙眉，“监察御史常驻京师御史台，逢大事方出巡地方，小事多有不察；况且按府路设置，统共不过十来人，如何督得了天下一百九十州县？”
名可秀微叹口气，笑笑摇头，“你说得虽然在理，但御史多了，也未必能杜绝不法。何况，每州每县若都置得一员监察，将来又会成为朝廷冗官，徒耗资财。”
她沉吟了下，又道：“唐朝时除了设监察御史外，又设有巡按使出巡地方，将天下分为十道，每道设一巡使，不驻一地，长期流动巡察，以十道巡按使即可监察全国。此种做法或可借鉴……除了设监法御史督察刑部和大理寺外，可在地方设立巡法使，隶属御史台，不事常驻，长年巡回地方州县，遇大案奏裁、小案立断……”
卫希颜听她说完，双手一拍笑道：“这就相当于马上的巡回法官！”她想起希文提过的巡回法院，初始就是从马上法官而来。
名可秀微笑：“设立巡法使，一是有利于对地方执法随时监察；二来我朝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百姓如非居于州县所在地，要去衙门告案往往劳神费财，多无力前行，民间结束纠纷多是按宗族规矩或当地习俗……”
她说到这容色微转凝沉，“巡法使必须要往偏僻的地方去，一则方便百姓办案，二要记录当地解决纠纷的习惯，汇总到京城交流，好的习惯收入律法，坏的习惯要着力革除。宗法之弊虽然无法一时解决，但望有所改观。”
卫希颜不由暗赞名可秀的思路开阔，竟由地方司法督察推远到触动民间宗法之弊。
宋朝是一个宗法社会（直到民国都是），在同种血缘同一姓氏联结而成的宗族中，习惯和规矩的力量极其强悍，族长的威严甚至远远超过法律，对犯规的族人以宗法处置连州县长官也不能置喙。名可秀曾叹言，宗族杀人甚于官府秋决！
这是一个皇权社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人治高于法治；这也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规矩如一柄利刃，悬在法律之上。在这里，所谓人命关天不过一句空话，更遑论人权？
但有宋一代，却是中原王朝史上最宽容的时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文臣的尊重超过任何朝代。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更体现在对士大夫私有财产的尊重上，如文官犯案往往只论其罪不抄家产，虽然赵室皇帝绝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但皇帝对文官私财的尊重堪称历代典范。
就以蔡京抄家而论，卫希颜当年怂动赵桓抄了蔡家事实上担着被攻讦的风险，但最终未引起太大非议缘于三个原因：一是得益于金军兵临城下的危机；二是蔡贼祸国殃民，赵桓重用的臣子多对其深恶痛绝；然而这二者并非卫希颜免责的主要原因，她未遭言官弹劾的关键原因是赵桓的诏令非为“籍没家产”，而是“查收侵吞之朝廷钱物”！
同是抄家，赵桓却聪明地玩了把文字游戏——不是抄私产，而是收回国家钱财！当然，这个国财和私产的尺度完全由卫希颜在把握，然而无论如何，蔡府家眷在抄家后依然能够拥有足以度日的私产，而不是如《红楼梦》里贾府那般家产全充的凄凉。
这就是宋朝的宽仁！
卫希颜曾对此赞叹击节。她赞叹的不是赵宋皇帝的仁政，而是某种不为人意识到的思想萌芽，这就是人权——西方近代人权的起源，正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上。
在这样一个对文人最宽仁的朝代，如果它的历史不中断，很可能现代司法就是从中国宋朝开始，而不是英国。
卫希颜曾听妹妹希文提过，在世界司法史的进程中，十二世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宋朝和欧洲的英国同时处在了司法传统的发展和突破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向现代司法转型的机遇。然而，英国的司法体制进行了“向前跃进”的改革，而中国宋朝却因蒙古人的入侵中断了发展，与机遇失之交臂。
如果历史不中断，又会如何？
卫希颜对此浮想联翩，是被名可秀双眸灿耀的光采打动——天下事，皆在人为！
她不由扬唇一笑。可秀，你若向险峰，我自当为你辟路行前！
卫希颜想起程序的重要性，她记起希文的一句话：严守程序未必公正，但破坏程序定然滋生不公正！
后世的司法程序繁琐，西方的司法体制甚至重程序更胜于事实，卫希颜对此虽有些不以为然，却认可希文那句话。严谨的司法程序未必能保障执法公正，但失去程序就意味着打破规则，滋生更多的腐败和不公。尤为重要的是，现代司法程序虽然损害效率，甚至导致程序重于事实，其核心本质却源于对人权的尊重。
在司法公正和民权意识上，卫希颜更重后者！
因为，唯有意识习惯的根深蒂固，才能保障规则的长久；否则，再完善的规则也可能随着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湮灭于尘土之中！
名可秀对此颇为赞同，由宗法力量的强悍就可看出习惯和传统的力量。传统，无法打破，只能以传统去取代传统。
两人几番商讨，决意暂不激起大动荡，先从审案程序入手，引入公诉人和辩护人。
宋代一些有识之人曾指出：士大夫少有精于法者，临时阅案，多为吏辈讼棍所欺——公诉人的引入将推动国家公诉制的建立，促进司法官员的专业化和专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