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几科目及第，可望进入台谏、秘书阁、弘文馆、太学等官署，所授的职官与将作监、少府监、都水监、司农寺这类“浊官系统”相比，那可是正经的“清官”出身——自然被这些自谓“清贵”的儒生们青睐。抱持此心的士人如过江之鲫般涌向京城。
于是，在南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景况，一边是儒学大家上书朝廷的反对抨击声浪，一边却是各地儒生士子涌向京城报考的狂潮。
最初，丁起在担心制举变革遇阻时，名可秀却如智珠在握，淡雅笑道：“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求的就是一朝高中名闻天下；但王荆公变法废止科考，以太学的上中下三舍法取代，其后蔡京又推出学选法代科举，不知被多少士子扼腕诟病……如今我朝重开科举，这就是天降甘霖，虽说首推制举，但变革并未损士子之利，反而给了一条仕途大道。如此机会，又有几个读书人能忍得住不动心？”
“……擎升，这就是造势，势成潮流便无可阻挡！为政者只要把持住利益的多数群体，纵然前方有反对声浪，也阻不住大势所趋！”
名可秀眸色幽深。
孔子的学说经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后，成为“儒”，而墨子的学说则被迫远离庙堂，一支流于江湖成为“侠”，一支流于民间成为“技”。宋室以儒学治国，江湖不容于朝廷，明面看起来是文官阶层忌惮江湖人任侠不服法令，但从根子里去挖，何尝不是居于正朔地位的儒学对墨家的排斥？
她的心志，不仅仅只在于一场科举的变革！她想撼动的，是自汉以来就以儒学为独尊的大一统思想！
这份深藏的心思，或许仅有卫希颜能揣摸得一二。
杨时和罗从彦等人自然不知晓朝局的背后有这么一位“隐主”在遥控，更不知道制举变革的深处竟然隐藏着这般惊悚撼世的心思，但随着涌向京城的报考人潮越来越猛，儒学大家们的担忧也因之越来越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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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士子们的踊跃应诏只是杨时和罗从彦等儒士忧虑的一个方面，更让这些大儒们不安的是：科考中涌现出了另外一股潮流——商人。
当朝廷诏令下达、士子们还在惊诧疑虑的时候，大宋的豪商们就已有了动作。
这群市场嗅觉最灵敏的阶层很快从这道诏令嗅出背后蕴藏的莫大利益，并以果决的魄力和积极的行动掀起了一股应诏潮流。
内陆的豪商们因无太宗诏命的限制反而比海商行动更快。几乎是在看到诏令的次日，各豪商当家的家主们便下了决断，考虑着从家族中选派哪一位优秀子弟脱离商事、赴京应考。
这些选中的青年多半对儒家经义并无精深研读，但对商事运作却是圆通擅长，他们被家族选中必定是在行商谋算和交际应对上均得赞誉，当得同类子弟的佼佼者之称。
这些优秀子弟一旦及第，并在茶马司、漕运司、盐、酒、织纺等部署谋得要职，既对本家商事经营有利，更能由此步入士大夫阶层，脱离商籍光耀门庭。这对古代商人来讲，是比银钱更大的诱惑！
宋代商人经商有成后，多半会四方活动走门路想谋个一官半职傍身。蔡京、王黼当政时期卖官鬻爵就极为猖獗，不少豪商花数千数万贯钱为子孙谋得个通判、直秘阁之类的低品职官，但买来的官终究是虚的、没有底气，说出去大家都心里有数，面子上也没甚么光采，怎能比不上正正经经的科考进士出身？
但商户子弟十个中九个都不通诗赋，对经义也多半不精，又怎能在竞争激烈的科考中拼得过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书生们？因此，科举对豪商们来讲，是一条金光灿烂的独木桥——好看但难过！
然而，朝廷却在科举中开了“商科”和“算科”，这不是等于给商户人家开“恩科”么？就好比老天掉馅饼，正正砸在商家人的头顶上！如此千盼万盼的大好机会就在眼前，岂能不把握？
和内陆的豪商们相比，海商的动作仅仅只慢了一步。
“这是老天爷恩赐的机会！”
宁海海商第一家的家主孙俊明兴奋地来回踱步。
这位十五岁就随父亲出海跑船、经历了四十年大风大浪的吹打，早已磨得如木兰巨舟般沉稳坚实的海商孙霸王，此刻却有些抑制不住地失态。
他放下手中来回看了十多遍的《明州日报》，对长子继业道：“朝廷开了‘商科’……哈哈哈！这是天大的喜事……是老天爷降下的福份……业儿，我们孙家光耀门庭的时候到了！”
相比父亲的兴奋，三十八岁的孙家长子似乎更为谨慎，“爹爹，这官家说话由来不作准！这道诏令难保不会朝令夕改……”
“业儿，你莫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