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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至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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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讲台不是好站的

 我在准备试讲时,沈飞不仅不支持我,还对我冷嘲热讽,说有个轻松的活儿就行了,为什么非要上讲台,又不是教音乐,是教语文。

 他说,你是学中文的?你要是学中文,我就同意你教语文。

 我说,好不容易有个上讲台的机会,我想争取一下。我总觉得在学校工作,当老师体面一些,就像在剧团,你不是唱戏的,而是烧茶炉的,你有什么感想?

 沈飞说,在学校老师是最不值钱的,你看那管后勤的比当老师的都要牛。

 我说,你不给刚进入革命教师队伍的同志烧火,还泼冷水,用心何在?沈飞说,这活儿我已经干够了,想干点别的,可我又能干了什么呀!我说当老师挺好,就专心致志准备我的试讲了。

 经过充分准备,我踏上了试讲的讲台。我打小就登台演出,那么多人的阵势都见过,面对讲台下的学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老师要把课讲好,就是要大胆、自信;在讲台上,老师就是中心,学生都是围着老师转的。参加打分的老师教务处人居多,他们在打分时就有点偏向我。

 包括我在内的五名老师试讲结束后,我得分最高,古老师的缺当然由我来补。虽然不是教我喜爱的音乐,但能站到讲台上,已经满足了。

 教务处的同事对我恋恋不舍,在歌舞厅点我唱歌的那位男同事说,对你的选择我不好作评价,人各有志,希望你当一个好老师。我说,当好老师不敢说,就踏踏实实地做点事吧,其实我还是挺留恋教务处工作的。

 你说我这学音乐的教了语文,实属专业不对口。试讲前,一篇课文可以长时间准备,步入正轨,哪能用半个多月时间备一课,教起来就有些吃力。

 好在我高中时语文基础还比较扎实,上大学时又爱看点文学书,就这样凑和着给学生教课。

 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对不住那些学生,如果哪天实在没讲的了,就出篇作文题目让他们写去,看了他们的作文,再点评一番,时间就如此往过打发。我忽然有些后悔自己的选择,也许真的不该站到讲台上来,教书其实挺没意思的。

 好运来歌舞厅还是离不了我这个台柱子。我仍然白天上课,晚上就到歌舞厅唱歌。

 我刚到歌舞厅时,乐队队长对我有那么点意思,每天晚上以保护我安全为由用摩托车送我回家,沈飞再次出现后,乐队队长就无法承担那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情绪难免有些低落。

 乐队队长问女中音,那个姓沈的是什么人。女中音说,是我们学校中文系的老师,他原来老跟我套近乎,见到管晓静后,就一头扑上去了,仿佛压根儿就不认识我似的。

 乐队队长说,姓沈的一看就不是好人。女中音可算找到知音了,迎合乐队队长说,可不是,那人花得很,他们系的好多女生都跟他有一腿,弄得他老婆都和他离婚了。

 乐队队长说,姓沈的是离过婚的?女中音说,可不是咋的。乐队队长跺下脚,他妈的,太可惜了,好好一棵白菜让猪拱了。

 女中音说,怎么,你也想打管晓静的主意,你先看看你的身板吧,姓沈的一拳下去就能打断你五根肋骨。

 他们这段对话是几年后乐队队长给我说的。其实,当年就是没有沈飞,我也不可能看上乐队队长,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

 我在歌舞厅唱歌的事,三传两传,就传到校长耳朵去了。有次开会,校长敲葫芦震瓢地说,我们留出充足的时间给大家,是让大家用来备课的,可是有的同志不务正业,晚上到歌舞厅唱歌,赚外快,这很不好嘛!

 会后,我专门找了瘦子校长,校长说,我不是说你,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引起全体教师的注意,把本职工作做好。你看我们校长多虚伪,明明说的是我,还说不是说我。他即使说我说的就是你,我也拿他没办法呀!

 说话间,就要过1997年元旦了。

 省直工委下了纸通知,说要组织各厅局迎新年合唱比赛,让各单位作准备。

 工业厅正愁合唱咋排呢,吴副厅长适时建议说,咱们有个从艺术系毕业的大学生,分在工业技术学校上班,把她抽回来帮厅里排节目,我看那小丫头怪机灵的。

 一把手刘厅长当即表示,好,就把她抽回来。具体的联系事宜还是由人事处处长来做,处长打个电话给校长,校长哪敢不同意。

 于是,我所上的语文课就由试讲时的第二名来接替,算是卸下我肩上的一副重担。

 我给厅里选了两个大合唱曲目,一个是《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个是《我的中国心》。我把歌谱发给大家,然后每天下午就教他们唱歌。

 机关工作本来就很枯燥,能有时间集中到一起唱唱歌,大家怪开心。

 因为通知说,演出结束评出名次后,要由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颁奖,工业厅一把手刘厅长对唱歌特别重视,只要他在办公室,每天准时参加。

 一把手都参加了,谁敢怠慢,所以天天人都来得特别齐。刘厅长指示说,每天练歌都要点名,凡参加练歌的,按加班对待,每人发十块钱加班费,无故不参加练歌的,少一次扣十块钱。

 既能唱歌,还能领钱,何乐而不为,厅机关的积极分子甚至还没开始练歌就到大会议室等着了。我给刘厅长建议,要想拿名次,唱大齐唱不行,必须分声部唱,才有层次感。

 刘厅长说,小管,听你的,怎么好怎么来。于是,我就把人分两拨,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副歌里一拨唱高声部,另一拨人低声部。

 多数人都爱唱高声部,因为主旋,低声部是我写的,与主旋有所不同,唱起来易受干扰,所以好多人不愿唱。刘厅长在关键时刻指示说,在练歌时我们都听小管的,小管说怎么唱就怎么唱,他就是这里的一把手。

 于是再没有不同意见了。

 二十三、学校派我去支教

 省里下发的通知还说,合唱比赛各厅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额外加十分。刘厅长说,按省里说的办,我就是再忙,也得参加合唱比赛。

 我琢磨,合唱比赛,让厅长大人站在一大堆人里,显不出厅长呀,万一哪位评委眼神不济,没看见厅长,那十分不就丢了嘛!我给刘厅长说,你来担任咱们合唱队的指挥。

 刘厅长马上像个小孩子似地脸一红,搓着手说,小管,你看我行吗?我说行,肯定行,你这派头往台上一站,全都镇住了。

 刘厅长不愧为厅长,刹那间便找回自信,他说,小管呀,不瞒你讲,以前上学时,我们班唱歌那拍子都是我打的。

 刘厅长说的打拍子,就是当指挥。我说那更好了,你有这么好的基础不用,不是极大的浪费嘛!刘厅长说,对对,就是。

 厅里的同志听说刘厅长要担任合唱队指挥,每个同志都显得分外激动,不约而同地说,有了刘厅长当指挥,我们不拿第一名都难哪!

 办公室主任第二天就到百货大楼买了面穿衣镜,支在刘厅长办公室里,供刘厅长练习指挥用。

 办公室副主任把会议室的内置电视天线摘下来,给刘厅长当指挥棒使。

 从此,刘厅长每天就在办公室练指挥,办公室主任向大家透露说,刘厅长练得很苦,经常一身一身出汗。每个人无不为之动容,有这样的好厅长,还怕工作搞不好?

 《我的中国心》需要一名男领唱,我说,这个领唱得看吴厅长的了。吴副厅长往后一闪,使不得使不得。

 刘厅长脸一拉,什么使不得,我指挥就使得,你领唱就使不得?这关系到咱们厅的集体荣誉呀!吴副厅长向前跨了一步,其实我上小学时在班上唱歌还是数的上的。看来他跟刘厅长一样,基础都不错。

 那次合唱比赛的最大收获是,刘厅长指挥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吴副厅长的歌喉直逼张明敏。打那以后,只要到歌厅唱歌,最后一个节目必定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由刘厅长指挥。吴副厅长的保留节目当然是《我的中国心》了。

 为在比赛时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厅里还要给所有参加唱歌比赛的同志做衣服。男的一人一身西服,一条领带,一件白衬衫,一双皮鞋;女的一人一件西服裙,一条红色领带,一件白衬衫,一双半高跟皮鞋,外加一打长筒丝袜。

 歌唱比赛那天,工业厅的同志们个个精神饱满,信心百倍,唱出了比平时好数倍的效果。9名评委,有4名是从省歌舞团请的,平时我管他们叫叔叔,事先我就给他们打过招呼。打分时,他们自然给工业厅往高里抬了抬。

 比赛结果评出,工业厅挫败群雄,得了第一名。省里主要负责同志颁奖时,省委书记与刘厅长亲切握手,办公室主任不失时机地用新买的尼康相机卡卡连拍数张,从中挑了张书记和厅长二人表情最好的照片,放大成24英寸,刘厅长办公室挂了一张,大会议室挂了一张。

 一年半之后,省委书记调走,那两张照片就被人从墙上摘了下来。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与省委书记握手后的刘厅长简直激动坏了,他用刚刚握完书记手的那只手握住我的手说,小管同志呀,咱们厅多亏你哪!我稀里糊涂地就冒出官场上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这是领导和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鉴于我在合唱比赛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工业厅办公室专门写了一封表扬信,充分肯定我在此期间不辞辛苦、任劳任怨,为工业厅赢得集体荣誉所做的工作,厅里还奖励我500元,做了一套衣服。

 刘厅长为表重视,亲自在表扬信上龙飞风舞地批示:请某某(我们校长的名字)在全校大会上对管晓静同志提出表扬。

 学校开年终大会我参加了,瘦子校长念厅里的表扬信时,声音低沉,如念讣告,远没有刘厅长那样的激情与热情。要不说他当不了厅长呢!

 1997年春季开学后,我们学校并未像瘦子校长说的那样开设音乐课,由于试讲第二名顶了我的语文课,我无事可干,一时成了闲人。那天正在宿舍抱本小说看得入迷,办公室主任在楼下喊说,校长找我有事。

 我到校长办公室,校长正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时而出声念诵。我来后,他放下报纸对我说,学校在扁担沟中学支教的赵老师,因为不习惯那里的环境病倒了,腿肿得跟水桶一般粗,昨天已经离岗休养。

 校长在充分阐述了支援贫困地区教育的重要意义后郑重其实地说,经校委会研究,学校决定派你代表我校前去支教,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任务呀!

 我心里说,既然那么重要,你为什么不去。校长说,你刚从大学毕业,又受过厅里表扬,能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因此派你支教是最合适人选。

 我知道校长对我晚上在歌厅唱歌不满,想借机整我,于是就问,什么时候走。校长说,那边缺人手,你收拾收拾东西,越快越好喽!

 回到宿舍,越想支教的事越窝火。难道新来的大学生就是支教的理由,难道受到厅里表扬就必须去支教?怪事!给沈飞打传呼,让他回电话,老半天才来,来后只说了一句话,马上要上课,有事晚上回来说。

 下午快下班,接到厅里来的电话,说北京来了几位客人,晚上厅长请他们吃饭,吃饭后想去唱歌,让我参加。我想这是个告瘦子校长的好机会,说不定刘厅长一句话,就能让他收回成命,不让我去支教。

 虽然接待北京客人,在歌厅唱的最后一支歌仍然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刘厅长的指挥技法愈加娴熟。北京几位客人赞道,刘厅长指挥的真好,快赶上小泽征尔了。办公室主任忙说,那当然,我们前一段歌唱比赛,就是靠着刘厅长指挥拿的第一名。刘厅长笑笑,哪里哪里!

 刘厅长问我,小管哪,好久不见,好着呢吧!我说好着呢。刘厅长说,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我试探说,刘厅长,学校派我到扁担沟中学支教,我不知道该去还是不该去。刘厅长说,年轻人嘛,锻炼锻炼也好!

 我最后一点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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